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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来绍谈当前文艺

发布者: 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 2010-06-18

经典总是会有的 
 
  ——王蒙来绍谈当前文艺

  上周六,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来绍讲述“文艺与生活”。他虽年事已高,离开政坛更是多年,然而粉丝依然不少。讲座现场一座难求,连报告厅的中间走道和四周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在当今大众社会,文艺尤其是文学,已是一个小众话题,甚至是一个冷门。但是,王蒙的到来,却使它变得有些热气腾腾。这主要归功于王蒙的名气,当然也可能与绍兴文化氛围比较浓有关。

  当天王蒙讲的是:《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

  且听听他怎么讲。

  ●记者  周国勇  何雯  摄

  

  济世与经典

  按王蒙的秘书说,这一话题王蒙在内部讲过,但在公开场合还是第一次讲。

  王蒙从近现代入手,确切地说,是从古代开始。他的第一句“正话”就是“中国文艺有‘济世’的传统,所谓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他最近正在研究的《庄子》,还有一个是绍兴人引以为傲的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还以后者为过渡,将话题迅速拉到波澜壮阔、经典迭出的中国近现代。

  他说,一个很异常的现象是,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几代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总是找不到一条救国的出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但很奇怪,文学却非常活跃,鲁郭茅巴老曹都是那个时代崛起文坛的,那是一个经典迭出的时代。”这种状况在1919年的“五四”前后形成一个高潮,文学也从启蒙走向革命。

  王蒙说,这种情形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古今中外的社会黑暗动荡时期,“从欧洲到中国,都有过悲情的社会批判意识。”而这种悲情和批判正是孕育经典和杰作的思想土壤。但解放后,后遗症也来了,“这种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动员。”王蒙说,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运”变化非常之大,大到需要重新观照和适应的程度。那就是与高潮化、经典化形成鲜明反差的泛漫化,这也就是王蒙这次讲座的主题。

  泛漫无法避免

  王蒙提到了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由此引出市场的概念,而正是这个市场,成为当代文艺泛漫化的主要推手。

  “市场进来了,中国的文化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休闲、好奇、揭秘、时尚、八卦……文艺已大大泛漫化了。”王蒙说到“八卦”一词时,台下听众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接下去,这样的笑点还有很多。

  《读者》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时达几百万份。“而之所以成功,因为里面有文化,但很轻松,也有讽刺。”

  “类似的,成功的还有一些妇联系统办的刊物,最知名的如广东的《家庭》、湖北的《知音》。与此同时,原先火热的纯文学杂志如《人民文学》、《作家》、《收获》等发行每况愈下,走向衰落。”

  电影里面,最火爆的是贺岁片。王蒙说,譬如《三枪拍案惊奇》,虽然广受诟病,但诟病归诟病,商业上还是很成功。还有春晚,还有网络。“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中国古人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我们的代表作品有什么呢?讨论的结果是只有小品和手机短信段子。”

  王蒙还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来说明现在就连广告也在“欺负”文学。王蒙有个小孙子,叫他背唐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他的小孙子几乎脱口而出地喊,我知道我知道,是个脚气药。唐诗怎么成了脚气药?原来北京的电视屏幕上曾经有个治疗脚气的广告,用这首唐诗来形容脚气的顽固,难以治疗。

  王蒙还讲了一个别人的故事,来说明很多作家都遭遇过哭笑不得的尴尬。曾经有4个全国著名的作家联袂去签售,结果来者寥寥,搞得很无趣。“我比他们有经验,首先我一般都会迟到,让读者排上队再说;再就是签完起身就走,宁可让人‘王老师,王老师’地追着喊‘我还有一本’。”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当代文学已经没有经典,情形甚至还不如解放初期,那时还有“三红两闯(创)”。三红指的是《红旗谱》、《红岩》、《红日》,两闯(创)分别是《李自成》和《创业史》。老北京王蒙回忆,1960年《红岩》出版的时候,尽管当时闹饥荒,但争着买书的读者从王府井排到了东单,真是洛阳纸贵,盛况空前。现在为什么没有经典?王蒙认为,整个出版环境,也就是文艺作品生产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市场的手正把文艺搞得铺天盖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为200多种,平均每年11种左右,可现在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传统纸质书)达到1000多种,还不包括网络文学。而事实是,网络文学的生产量远远超过传统纸质书,点击量更是十分惊人。

  经典总是会有的

  “对于中国现在的文学,从国外到国内都有指责,在各种各样的指责中,最集中的是两个,一是说中国没有现代的鲁迅,第二其实是个老话题,说中国本土作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前面一个指责,王蒙认为鲁迅只有一个,这是谁都知道的客观实际,“难道英国有两个莎士比亚?”反过来,包括鲁迅在内,这些大文豪生前并没有获得如此的权威和这样的地位。“曹雪芹的《红楼梦》当时是禁书,宋词当时只是供人消遣的流行歌曲,李白被放逐到现在的贵州还要往西,鲁迅在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之前,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力。”

  对于第二个责备,王蒙表示,诺贝尔奖也是活人办的,因为是活人,就会有种种现实的考虑和权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同样是挪威人的比昂松,而没有颁给剧作家易卜生,并且这位写出《人民公敌》的世界大文豪至死都没能得到这一奖项。而其中的原因,谁能说得清楚?另外,操办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瑞典皇家学院的18个人,他们都是终身制,其中只有一个(马悦然)懂得中文。

  “说到底,经典也好,权威也好,名家也罢,都有一个被接受、被承认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复杂性。”

  反过来说,泛漫化也有好处,体现了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其实西方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从事通俗文化的创作和生产。譬如已经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譬如已经去世的约翰·列侬,他们通俗,他们流行,但他们关心政治,也关注社会。而后者正是王蒙想竭力强调的。

  “除了市场(比如版税收入、票房收入、点击率、收视率等等)之外,还应该建立一个艺术的和学术的评估体系,对文艺作品做出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价值评估和判断。”王蒙认为,还应该建立国家荣誉体系,通过国家褒奖、授予称号等形式,营造一个全社会尊重文艺,尊重作家、艺术家的文化氛围。

  “汉唐气象就不是在社会动乱时期,因此在和平稳定的时代,照样可能出现大的文艺作品。关键是要深入生活,怀有理想,不懈追求。”在王蒙看来,经典总是会有的,但是有个逐渐形成、逐渐被承认的过程。文学也没有死,也不会死,因为生活永远需要真善美的表达和光辉人性的高扬。

鲁迅文学奖需要绍兴人参与

  今年76岁高龄的王蒙曾多次来到鲁迅的故乡绍兴。最早是在1981年,因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上世纪90年代,王蒙受浙江作协邀请,又两次来过绍兴。王蒙上一次访问绍兴,是在2004年9月,当时作为“七艺节”的邀请嘉宾,王蒙在绍兴大剧院作了题为《文学与人生》的一堂讲座。

  这次在绍兴文理学院讲座之前,王蒙首先去鲁迅故里拜谒鲁迅。在谈到这处名人故居时,王蒙表示,跟他上次来绍时相比,这次看到鲁迅故里的商铺变多了,他认为应该引起警惕。“商铺虽然意味着商业的繁荣,但对鲁迅故里本身而言,未必是件好事。”

  同样道理,在谈到建城2500年的绍兴,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时,王蒙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首先离不开教育。绍兴文化积淀这么厚重,出了这么多历史名人,没有理由不办好自己的高等教育;其次,在发掘利用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不要过于依赖商业和市场,而应着重考虑文化自身的体系建设。

  在王蒙看来,鲁迅文学奖永久落户绍兴名至实归,是件好事,但除了主办颁奖仪式,绍兴还应该宣传这些获奖作品,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来阅读,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文学不像广播操,没普及到全民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培育、影响受众。”王蒙说,他最希望看到有绍兴本地人入评并且获得鲁迅文学奖。

  记者问他怎么看待“80后”甚至“90后”作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王蒙引用老舍在《茶馆》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牙好,但花生米不多;等到年纪大了,花生米多了,但牙口不好了”作为回答,他指的花生米就是生活阅历、人生体验。他希望新老作家之间有更多更好的交流,“在花生米和牙齿保健上都得到交流”。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应该“取其优者学习之,考察之”。

(《绍兴日报》5月27日第9、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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