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译名之争
●赵稀方
（2013年12月12日）
[核心内容]
对基督教的“God”一词的汉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冲突和话语实践冲突。
政治冲突要从利玛窦谈起。利玛窦虽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但却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他把“God”这个词翻译为“上帝”，“上帝”这个词是从中国先秦的儒家著作里提炼出来的。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由于感觉到中西文化上的冲突，所以便考虑如何利用先秦的经典来翻译“God”，以使明末清初的知识界接受自己的传教。中国大规模接受西方思潮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可以说利玛窦翻译得十分成功，其本人也获得了中国皇帝的支持。另外，他也使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等人。利玛窦之所以将“God”翻译为“上帝”，这实际上与他“归化”式的翻译方式有关。
利玛窦去世之后，“God”的汉译便开始出现了异议，后来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教廷代牧主教颜珰在福建发布训令，要求在他所管辖的福建教区内禁止使用“天”或“上帝”的译名，并要求各教堂摘去康熙皇帝所赐的“敬天”牌匾。其实“译名之争”也伴随着“礼仪之争”。中国的天主教徒以前是要祭祀的，包括祭孔、祭天，但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认为天主教徒不能同时祭天和祭祖，因此也拆掉了康熙皇帝的牌匾。康熙就下令将颜珰驱逐出京，并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均应领取“印票”，表示遵守中国习俗，永不回西洋，才能在华传教，其他不领票者，一概不准留在国内。但是罗马教廷也十分强硬。罗马教皇使臣铎罗不顾康熙帝的反对，于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发出教令，公布罗马教皇的通谕，并规定了会士应付皇帝盘问的方法，这份教令史称“南京教令”。康熙从此开始禁教，一禁便是一百多年。这其实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结束——清朝与罗马教廷的分裂，也意味着明末以来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成果的彻底葬送。“译名之争”（加上“礼仪之争”）居然导致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翻译的政治”在这里可谓惊心动魄！
对于“God”能否翻译成“上帝”的争议实际上是由于传教方式的不同导致的。利玛窦的传教方式是“归化”式的传教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当地文化的概念，输入天主教；而以颜珰为代表的则是一种原教旨的传教方式，完全排斥当地文化，主张重新移植天主教。
我们就巴巴的分析来看“译名之争”，会很有启发。在基督教信仰上，中国教士与外国传教士是一致的，这一点并无疑义。但在国族身份上，中国教士却与外国传教士不同。中国教士首先是中国知识者，是接受中国儒家文化长大的，他们在接受基督教的时候，需要将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将基督教的神与中国文化中的“上帝”等同起来，以此来协调国族身份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经典语录]
“译名之争”居然导致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翻译的政治”在这里可谓是字字千金，惊心动魄！
[主讲人简介]
赵稀方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兼任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客座教授、英国科学院WKC Fellow、美国国务院Fulbright Scholar。曾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塔夫茨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台湾、香港及国内等大学演讲。著有《存在与虚无》《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后殖民理论》《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等专著，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