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丰子恺与厨川白村
杨晓文
（2011年9月22日）
[主讲人简介]
杨晓文 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异文化·国际理解，亚洲留学生等。近年专心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日文著作《丰子恺研究》、《异国人与Japanese——何谓异文化？何谓国际理解？》等，中文合著《日本文学史》等，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论文若干。
[核心内容]
近年，在鲁迅的创作研究之外，鲁迅的翻译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显学”，论文及专著也陆陆续续出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经历了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转变，开创对鲁迅先生研究的是一个叫竹内好的人，他写了一篇《鲁迅论》，是在战争期间写的。他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写的，他这样写，就是想把鲁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推给日本，所以他所做的贡献是开拓性的。他之后出现了新一批研究鲁迅的人。
1925年3月，日本人厨川白村著的同一本《苦闷的象征》，被两个不同的中国人：鲁迅、丰子恺全译出版。鲁译在北京的新潮社印刷，丰译出自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一北一南，同时问世。这是中国出版史上并不多见的一个佳例。
需要指出的是：在1925年3月的这个时点上，鲁迅与丰子恺接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平台是一样的，而他们接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动机目的、方式方法等又各不相同。这些将通过下面对鲁、丰两人的翻译进行的具体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鲁译《苦闷的象征》和丰译《苦闷的象征》虽然在不少地方有错译误译，但瑕不掩瑜，这两种译本在总体上传达出了原文的内容和风格，译笔也分别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文字魅力，把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介绍给中国的大江南北（鲁译主要在北方得到广泛阅读，而丰译的读者多在南方）。这两种译本不仅影响了1920、30年代的整整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在1991年5月2日，远在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张挥身上也有受到它影响的明显痕迹。
鲁迅和丰子恺根据各自的需要、目的而全文翻译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并在1925年3月同时出版。这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其影响的鲁迅扬弃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而丰子恺则一直再消化、继续接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通过到此为止的研究分析，我所想指出的是：同样译介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鲁迅、丰子恺，有着迥异的接受过程，接受结果。这是因二人的人生追求、文艺需求、审美探求等的不同而异。鲁迅先生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就是想打破中国文坛的沉闷。对于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经历了一个从接受到扬弃的过程。丰子恺则有所不同：翻译出版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后，他一直不断消化、吸收。
[经典语录]
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对我来说这话仍有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