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

王德峰

（2007年3月27日）

[核心内容]

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制度的引进，从西方引进先进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倘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最终要研究到中国人对道的领会。只有领会了道和器的区分，又领会到道和器的关系，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哲学。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命运和欧洲人的文化命运是不一样的，其根源主要在于不同的论道方式。以康德哲学为例，西方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超感觉的，用康德的话叫本体界或智思界，反正就是noumena。但中国人论道并没有两个世界的划分，中国人寻找普遍真理不在理性中找，也根本没区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在我们的生命感受中找，从生命情感当中阐发普遍真理。所以道是可以论的，道是可以言说的，但是言说出来后可能是儒家所说的道，也可能是道家所说的道，或者其它西方哲学所说的道。但是它们总是在论道，这一点是共通的。

论道路径的不一样，导致的结果是命运的不同。这个命运直到今天还影响着当下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像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人那样，发现了一个超感觉的世界，发现这个超感觉世界里才有真理，那是理性可以认识到的东西，我们服从它，拿它来规范我们的现实生活。今天的中国人，面对理性所确认的规则，既当它是有这么回事情，但归根到底不认其为真，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规则可以超越感觉仍然真实。这种国民性格的差异源自中西方对道领会的方式不同。所以说哲学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跟作为民族成员的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联系在一起。

烟民是孤独的，但比烟民更孤独的是哲学。

王德峰，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当代艺术哲学等。学术专著和译著有《哲学导论》、《时代的精神状况》、《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学术著作有《哲学导论》（被列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译著《时代的精神状况》；合著《世界十大思想家》；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多次荣获复旦大学英美奖教、MOTOROLA奖教金，上海市育才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