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总是会有的
——王蒙来绍谈当前文艺
上周六，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来绍讲述“文艺与生活”。他虽年事已高，离开政坛更是多年，然而粉丝依然不少。讲座现场一座难求，连报告厅的中间走道和四周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在当今大众社会，文艺尤其是文学，已是一个小众话题，甚至是一个冷门。但是，王蒙的到来，却使它变得有些热气腾腾。这主要归功于王蒙的名气，当然也可能与绍兴文化氛围比较浓有关。
当天王蒙讲的是：《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
且听听他怎么讲。
●记者 周国勇 何雯 摄
济世与经典
按王蒙的秘书说，这一话题王蒙在内部讲过，但在公开场合还是第一次讲。
王蒙从近现代入手，确切地说，是从古代开始。他的第一句“正话”就是“中国文艺有‘济世’的传统，所谓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他最近正在研究的《庄子》，还有一个是绍兴人引以为傲的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还以后者为过渡，将话题迅速拉到波澜壮阔、经典迭出的中国近现代。
他说，一个很异常的现象是，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几代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总是找不到一条救国的出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但很奇怪，文学却非常活跃，鲁郭茅巴老曹都是那个时代崛起文坛的，那是一个经典迭出的时代。”这种状况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前后形成一个高潮，文学也从启蒙走向革命。
王蒙说，这种情形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古今中外的社会黑暗动荡时期，“从欧洲到中国，都有过悲情的社会批判意识。”而这种悲情和批判正是孕育经典和杰作的思想土壤。但解放后，后遗症也来了，“这种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动员。”王蒙说，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工具。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运”变化非常之大，大到需要重新观照和适应的程度。那就是与高潮化、经典化形成鲜明反差的泛漫化，这也就是王蒙这次讲座的主题。
泛漫无法避免
王蒙提到了２００８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由此引出市场的概念，而正是这个市场，成为当代文艺泛漫化的主要推手。
“市场进来了，中国的文化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休闲、好奇、揭秘、时尚、八卦……文艺已大大泛漫化了。”王蒙说到“八卦”一词时，台下听众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接下去，这样的笑点还有很多。
《读者》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时达几百万份。“而之所以成功，因为里面有文化，但很轻松，也有讽刺。”
“类似的，成功的还有一些妇联系统办的刊物，最知名的如广东的《家庭》、湖北的《知音》。与此同时，原先火热的纯文学杂志如《人民文学》、《作家》、《收获》等发行每况愈下，走向衰落。”
电影里面，最火爆的是贺岁片。王蒙说，譬如《三枪拍案惊奇》，虽然广受诟病，但诟病归诟病，商业上还是很成功。还有春晚，还有网络。“曾经有人提出过，说中国古人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而我们的代表作品有什么呢？讨论的结果是只有小品和手机短信段子。”
王蒙还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来说明现在就连广告也在“欺负”文学。王蒙有个小孙子，叫他背唐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他的小孙子几乎脱口而出地喊，我知道我知道，是个脚气药。唐诗怎么成了脚气药？原来北京的电视屏幕上曾经有个治疗脚气的广告，用这首唐诗来形容脚气的顽固，难以治疗。
王蒙还讲了一个别人的故事，来说明很多作家都遭遇过哭笑不得的尴尬。曾经有４个全国著名的作家联袂去签售，结果来者寥寥，搞得很无趣。“我比他们有经验，首先我一般都会迟到，让读者排上队再说；再就是签完起身就走，宁可让人‘王老师，王老师’地追着喊‘我还有一本’。”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当代文学已经没有经典，情形甚至还不如解放初期，那时还有“三红两闯（创）”。三红指的是《红旗谱》、《红岩》、《红日》，两闯（创）分别是《李自成》和《创业史》。老北京王蒙回忆，１９６０年《红岩》出版的时候，尽管当时闹饥荒，但争着买书的读者从王府井排到了东单，真是洛阳纸贵，盛况空前。现在为什么没有经典？王蒙认为，整个出版环境，也就是文艺作品生产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市场的手正把文艺搞得铺天盖地。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１７年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为２００多种，平均每年１１种左右，可现在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传统纸质书）达到１０００多种，还不包括网络文学。而事实是，网络文学的生产量远远超过传统纸质书，点击量更是十分惊人。
经典总是会有的
“对于中国现在的文学，从国外到国内都有指责，在各种各样的指责中，最集中的是两个，一是说中国没有现代的鲁迅，第二其实是个老话题，说中国本土作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前面一个指责，王蒙认为鲁迅只有一个，这是谁都知道的客观实际，“难道英国有两个莎士比亚？”反过来，包括鲁迅在内，这些大文豪生前并没有获得如此的权威和这样的地位。“曹雪芹的《红楼梦》当时是禁书，宋词当时只是供人消遣的流行歌曲，李白被放逐到现在的贵州还要往西，鲁迅在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之前，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力。”
对于第二个责备，王蒙表示，诺贝尔奖也是活人办的，因为是活人，就会有种种现实的考虑和权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１９０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同样是挪威人的比昂松，而没有颁给剧作家易卜生，并且这位写出《人民公敌》的世界大文豪至死都没能得到这一奖项。而其中的原因，谁能说得清楚？另外，操办诺贝尔文学奖的是瑞典皇家学院的１８个人，他们都是终身制，其中只有一个（马悦然）懂得中文。
“说到底，经典也好，权威也好，名家也罢，都有一个被接受、被承认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复杂性。”
反过来说，泛漫化也有好处，体现了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其实西方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从事通俗文化的创作和生产。譬如已经去世的迈克尔·杰克逊，譬如已经去世的约翰·列侬，他们通俗，他们流行，但他们关心政治，也关注社会。而后者正是王蒙想竭力强调的。
“除了市场（比如版税收入、票房收入、点击率、收视率等等）之外，还应该建立一个艺术的和学术的评估体系，对文艺作品做出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价值评估和判断。”王蒙认为，还应该建立国家荣誉体系，通过国家褒奖、授予称号等形式，营造一个全社会尊重文艺，尊重作家、艺术家的文化氛围。
“汉唐气象就不是在社会动乱时期，因此在和平稳定的时代，照样可能出现大的文艺作品。关键是要深入生活，怀有理想，不懈追求。”在王蒙看来，经典总是会有的，但是有个逐渐形成、逐渐被承认的过程。文学也没有死，也不会死，因为生活永远需要真善美的表达和光辉人性的高扬。
鲁迅文学奖需要绍兴人参与
今年７６岁高龄的王蒙曾多次来到鲁迅的故乡绍兴。最早是在１９８１年，因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上世纪９０年代，王蒙受浙江作协邀请，又两次来过绍兴。王蒙上一次访问绍兴，是在２００４年９月，当时作为“七艺节”的邀请嘉宾，王蒙在绍兴大剧院作了题为《文学与人生》的一堂讲座。
这次在绍兴文理学院讲座之前，王蒙首先去鲁迅故里拜谒鲁迅。在谈到这处名人故居时，王蒙表示，跟他上次来绍时相比，这次看到鲁迅故里的商铺变多了，他认为应该引起警惕。“商铺虽然意味着商业的繁荣，但对鲁迅故里本身而言，未必是件好事。”
同样道理，在谈到建城２５００年的绍兴，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时，王蒙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首先离不开教育。绍兴文化积淀这么厚重，出了这么多历史名人，没有理由不办好自己的高等教育；其次，在发掘利用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不要过于依赖商业和市场，而应着重考虑文化自身的体系建设。
在王蒙看来，鲁迅文学奖永久落户绍兴名至实归，是件好事，但除了主办颁奖仪式，绍兴还应该宣传这些获奖作品，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来阅读，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文学不像广播操，没普及到全民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培育、影响受众。”王蒙说，他最希望看到有绍兴本地人入评并且获得鲁迅文学奖。
记者问他怎么看待“８０后”甚至“９０后”作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王蒙引用老舍在《茶馆》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牙好，但花生米不多；等到年纪大了，花生米多了，但牙口不好了”作为回答，他指的花生米就是生活阅历、人生体验。他希望新老作家之间有更多更好的交流，“在花生米和牙齿保健上都得到交流”。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应该“取其优者学习之，考察之”。
（《绍兴日报》5月27日第9、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