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晚报》：经济与道德的“共舞之路”

2013-05-06 网站管理员

　　经济活动是与人类的道德判断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决策基本上不考虑人类偏好的道德基础，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形。道德哲学、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都越来越证明了经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那么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如何考虑道德准则的要求，没有道德感支撑的经济生活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困惑？

　　主讲人：罗卫东（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兼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

　　道德建设可以

　　有效减低交易费用

　　道德教育的最佳投资

　　时间是3岁到9岁

　　道德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和持久的动力

　　加尔布雷斯说过，“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大概只要50美分就可以养活你，并可以保证你生存的热量”。经济增长的很多额外需求都不是我们所必需的，常常是为了巩固我们的荣誉感而产生的需求，有的人把这叫贪欲。

　　亚当·斯密在早期的《道德情操论》第二卷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近代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有这么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因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给一个人的体验。什么叫体验呢？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尊严至少达到这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个东西最后导致的市场需求是一种个人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为了获得一种道德认同感的需求。

　　现在很多人都进行信贷消费，信贷消费最明显的一点是我想要按照什么样子生活，因此我事先预支了明天的收入。为了保证我能在今天有钱，保证能够在今天被社会认同，被我的同伴承认，利用这一点我们的信用消费就建立起来了。如果我们没有一种信念，或者没有一种关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想，我们就不会有需求；如果没有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前进的动力机制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是因为那些新教徒们觉得个人修行绝不是获得自我拯救的正途。马丁·路德在重新翻译《圣经》以后告诉大家，那种生活不是教徒应该过的生活，教徒应该服从上帝的引领，赋予生命的初始动机，你是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农夫就把地种好。怎么才算把地种好了呢？你做出来的东西得到很多人的承认，并且有一个统一的核算，这是你拥有的财富，表明你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你就有得救的正道。这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家拥有自我拯救的道德动机和自我完善的人格动机，来投身于经济事务当中。

　　早期的重商主义和关于财富性质的讨论和这样一种信仰的突然转型有关。16世纪初，路德发起的宗教文明造成了整体的社会信仰的变化，所以宗教活动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意义。道德如果用得好的话，其实它是经济健康增长的一个动力。一种好的消费方式，有道德的消费方式，往往会给经济提供一种很好的支撑。

　　道德建设可以有效减低交易费用

　　在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有建立信任、履行合约这些环节。如果两个自私自利的人在一起，怎么能够互相信任呢？因此要设立一个第三方惩罚机制。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法律机构来提供给我们两个和平交换的基础条件，这个第三方惩罚是有成本的。所以在科斯的语境当中，整个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都是交换成本。如果这个社会有高度的道德，有高度的信任，那是不需要那么庞大的法律机构就能够运行的。所以法律机构越是庞大，越是证明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高。

　　有一个估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0%都是交易费用，这个估计很令人惊悚。相当于十成里面有七成是人们建立信仰而必须支付的费用。那么道德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当中，人们决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条文来达到法治。人们往往并不是因为害怕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惩罚而远离罪恶，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内心存在着道德良知才服从法律。人不是害怕才服从法律，相反是由于良心才服从法律，一下子把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给颠覆了。一个社会如果完全丧失了道德良知，那么，任何法制都将不能运行，法制便会被自己的重负压垮。

　　法律得以被自觉遵守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占多数。如果大家都没有良知，禽兽不如，法官也管不了几个。就像平时考试作弊一样，如果每个人不是本着对自我负责的态度，真的作弊，一个老师管得住吗？两个老师管得住吗？哪怕一个人边上站一个老师也管不住。所以社会有一种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规范，指点你不会去做这种事，平时自己想都想不到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仅仅依靠法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会高到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承受的程度。因此，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自动地削减了成本，体现出人天然的相互信任。

　　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不要以为道德是没有经济效益的，道德的经济效益是很高的。如果社会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它会很好地发挥作用，最后使你经济活动的运行更加顺畅，而法律的压力会减少。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转型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导致法制成本的增加，流窜作案的人又可能就是没有任何良心约束的人，那么他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很难消除。

　　让道德回归经济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你要理解人类的经济行为，就要理解人的天性，理解人的天性当中和其他人休戚与共的自然机理，你才会有新的发现。所以，重建人文传统，重新将道德的讨论回归到经济学应有的位置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浙江大学目前做的很多工作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完成的。浙江大学用8亿元左右建设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神经科学的团队，要购进3T的核磁共振仪，这一架核磁共振仪大概要5000万元左右。3T的核磁共振仪，加上从美国引入3个人的团队，再加上建立一个100多只猴子的猴道，还有10个实验室。因为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猴子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最好实验对象。刚好美国方面的动物保护者经常抗议他们拿猴子做实验，所以他们的科研条件很恶劣，于是就到中国来做这个实验。

　　我相信将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还会做出很多成绩，包括语言和神经元的关系，现在大量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原来我们认为的不好理解的事情，在脑科学层面上都可以得到理解。同时在理解现实制度怎么才能算是最优的制度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到丛林去看一看。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是让我们的天性感到最舒服的，才是能把人的所有天性都激发起来的？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种责任。

　　（记者徐霞鸿根据讲座现场录音资料撰文整理）

　　道德教育的最佳投资时间是3岁到9岁

　　讲堂

　　绍兴

　　芝加哥大学的迈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曾经给布什写了一份国情咨文，这篇国情咨文的题目是《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

　　他说一个孩子的道德教育的最佳投资时间是3岁到9岁。因为这个阶段是非感的神经元最为活跃。如果过了这个阶段再进行道德教育上的投资，他认为效益是很低的，必须要把道德教育的投资重点向下移，而且道德教育的投资应该是以家庭为主，而不是学校，大量的国会预算应该更多地拨到家庭里去。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猛烈地抨击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到技术学校，他认为这是残害人性的事，最终会导致这个人的性格出现问题。卢梭在《爱弥儿》里面全面讨论了对一个自然人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在前沿科学延伸出来的话题不仅仅是经济学的。

　　专业训练会把人的一种自私的东西激发出来，因为经济学的假设是理智化，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的天性。它被强调是正常的行为，已经变成意识形态了，好像我不这样做就不是标准的人了。经济学的标准行为模式就是行为主体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在社会上很难立足，因为社会不是这样的原则。我希望引起一种思考：人类社会的美好与不美好，一方面是由财富决定的，另外一方面是由德行决定的。而财富和德行关系在一个好的经济机制下是不矛盾的，两者是结合起来的。

　　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类的生活和猪相比，当然没有猪那种极其的快乐，但是人类的痛苦恰好是他快乐的一个必要阶段。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没有反思，就没有一种幸福感。猪因为平时不反思自己，最后一刀结束生命，它的全部痛苦就在那一刹那集中体现出来了。人就是处于各种各样的微观的痛苦当中，才造就出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当你沉浸在一个学科里面，如果你真正深入地持续地思考一个问题，并且和同行业进行交流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一种个人自信。我们5年的累计投入，可能会使你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职业人员；10年，可能使你成为这个行业里面不错的专家；15年，你就可能是一个拔尖的人才；20年，你大概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大哥。我们应该教育每个孩子从小树立起这种专业精神，有毅力，然后不断地刻苦训练。

　　（以上内容来自罗卫东教授于2013年3月12日在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所作的主题演讲，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文有删节）

以上内容来自：《绍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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