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刘跃进

（2008年9月18日）

[主讲人简介]

刘跃进 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委员，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兼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专著《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雄风振彩----汉代文学通览》、《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 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以及与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等著作数十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竟陵八友》等多篇学术论文。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度重点项目、1994年度青年项目、1998年度基础研究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2001年、2007年两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国外高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曾获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兼任《文学遗产》、《文史》、《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重庆社会科学》、《古典文学知识》、《古典文献研究》等刊编委等职位。

[核心内容]

20世纪初期的前50年，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进化论思潮，而且是要西化，比如鲁迅、胡适。这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第一次强烈的冲击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到了50年代以后，中国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意识形态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它依然属于西方文明。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变化阶段。最近三十年来，我们的文化逐渐回归，最终回到了传统文献学上。自然科学可以说是进化的，生物界可以说是进化的，但是学术界绝对不能用进化论，特别是文史学界。因为文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道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艺术。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中外文化交流前所未有，又有大量的出土文献，更重要的是，现在有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电子文献。电子文献到今天不过二十多年，就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们文化生活。这都是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因此，我们应当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问。一方面要充分吸收西方文明的传统，吸收前辈的传统，同时寻求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必须走一条自己的路。首先要回归传统，同时又要超越传统。如何超越？就要真正走上通达之路。王充的《论衡》，把鸿儒放在最高的境界。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提出陋儒、鄙儒、通儒，说陋儒、弊儒就知道多读书，而通儒则不仅仅是多读书，还有一种更宽的视野。那就是，不仅仅回归传统、超越传统，还应当在充分吸收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一套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通途大道。

[经典语录]

一个学者，你绕开文献的时候，学术界一定绕开你。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