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国家与宗教

　　　　　　　　　　　　　　——以术数为中心

　　　　　　　　　邵 鸿

　　　　　　　　　(2006年11月17日)

[主讲人简介]

邵鸿，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和江西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接替谷霁光先生主持完成国家教委重点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兵制史》的研究和编写，参与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书籍的编写工作。出版专著6种，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曾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西省青年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江西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核心内容]

《汉书·艺文志》中，“数”首先是数字，但在古人看来，“数”是非常神秘的东西，隐含了天或神意，又是推算宇宙奥秘的基础，所以古人觉得数学家很高尚。“术”是人们通过数和其他因素沟通天人、探知未来、改变命运的技术手段。那么把两者合起来变成什么呢？就是通过“术”和其他的因素来沟通天人，探知未来、改变命运。

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就一定要了解术数。中国古代国家是建立在有神论的基础上，它利用术数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方面。除了宗庙、社稷之外，历代王朝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祭祀对象和内容。如天、地、日、月、星辰以及诸多人神和杂神等。善于利用宗教和术数活动，是中国古代各王朝实施统治的一个特点。借助神权统治社会，这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政治的巨大差别，因此是一个特点。

与此同时，针对术数可能成为动摇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破坏性力量，中国古代国家总是竭力强化并试图垄断宗教和术数权力。但这种强化和垄断是有限制的。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史中存在着一种悖论性的事实，即国家试图垄断神权而同时又必须依赖民间神统力量的支持，二元互补，互为依存，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平衡。这种二元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和宗教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的专制皇权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术数和宗教的力量。这由三因素决定的：专制皇权和统治阶级的矛盾立场；社会条件的极大制约；术数和宗教理论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来自民间，国家难以主导术数和宗教的发展。

虽然今天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处理国家和宗教、术数活动的关系上，历史仍然值得借鉴和思考。

当前在关注宗教问题时，所谓“迷信”问题也应引起充分注意。我们光去注意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也应该特别注意宗教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或者亚宗教的表现形式，就是术数。处理宗教和“迷信”问题要有辩证的思维和方法，要善于利用宗教和术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社会协调发展服务，而不能简单地用消灭和禁止的办法去对待宗教和术数。我们要对宗教和术数活动的消极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趋利避害。

社会现实矛盾和问题的消除化解是宗教问题解决的前提。如果社会搞得一团乱，再怎么禁止这些东西，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只有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保持党和政府的先进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证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发展和进步，才是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保障。目前在一部分党政领导乃至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着种种迷信活动，对于党和政府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宗教和术数活动却具有相当强的解构作用，必须重视并加以限制。同时要特别警惕那些教义或理论主张具有反社会、反政府性质的邪教和术数活动。

[经典语录]

术数和宗教一起构成了古代社会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成为社会控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