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制度在中国的命运
●康均心
（2006年4月20日）
[主讲人简介]
康均心，武汉大学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大学期刊社社长，武汉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刑事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湖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全球基金爱滋病防治项目政策与法律专家库首席专家，武汉市公安局高级法律顾问。曾任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英美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出版专著《法院改革研究》、《理想与现实——中国死刑制度报告》等10余本，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核心内容]
死刑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死刑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乃百王之所用”。清末沈家本主持刑法改革，1910年《大清新刑律》的出台，拉开了中国刑法改革的序幕。
死刑文化是关于死刑的一种认知。第一，从“万物皆有生死”这个角度来看，死亡都是人类生死中的一个必然归宿。之所以强调这是必然归宿，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树立国家刑法权本位还是个人权利本位的问题。
第二，死刑文化具有强烈的传承性。人们都认为死刑可以杀一儆百呢？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是文化的传承力量的作用。在探讨死刑的适用问题上，很多人是从众心理，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人云亦云。
第三，文化的多元性。具体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之间、不同年代之间。还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量的人口还反映出一种民意——支持死刑。另外，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缺少宗教信仰，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无神论者主张杀人偿命就等于主张正义；而西方有神论者主张报应就可以了，并非一定要同态复仇。
现行的司法适用实践中，在三个方面体现出了死刑制度面临的挑战。
第一，实体方面：死刑适用的实体性条件过低，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面过宽。第二，程序方面：死刑案件在侦查起诉过程（尤其是侦查过程）中缺乏监督、现行的证明规则有缺陷、疑罪不敢从无、公检法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很多案件受到干预、有问题案件纠错的规定单薄导致很多上访、刑事救济制度配置不当、死刑复核程序有名无实。第三，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冲突：学界、理论界跟司法界的矛盾非常大，存在冲突，意见并不一致。
死刑能不能废除，首先取决于文化观念，另外是民意。民意是两张皮，它也可能是对集体意识的一种误读，一种不准确的反映。
在现在的法律体制之下，完善立法是非常重要的。在完善立法上解决死刑问题，在司法上加以限制；我们要树立新的犯罪观，还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社会需要宽容，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宽容，那么就很难发展。要建立一种宽容的制度，宽容的制度会形成宽容的司法。西方有很多类似这种稀奇古怪的案件，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宽容。这种制度上的宽容导致司法上的宽容，还体现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良好的道德社会。
[经典语录]
制度也要体现宽容性。制度宽容实际上是人性宽容的一种规范化的体现，这会使整个制度的运行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环境，死刑问题就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得到限制。
